史上折损国运的四次动乱



张爱玲曾在书中对咱国的国运做过个比喻：竹节，隔一段安稳日子就有个劫难，就这样循环往复。诚哉斯言，只是考虑如何避免的人少之又少且人微言轻。历次劫难，老百姓自然是“野邑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权势豪门不也“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读者朋友，如何避免这种动乱，历史早就给出答案：拿人当人，说话算话。只是，每当我这样讲述，多是笑我书生意气，仿佛不拘约束才是成大事者，所以徒留读书人一声长叹。此文略作剖析，只为铭记在动乱中的黍离，至于能不能警示世人，非我所能也。

1.五胡乱华：小儿怀金于路，人皆恶魔；韦陀持杵立侧，魔皆圣贤

从三国乱世结束到这档子事，总共也就三代人的时光，而人才的凋零却是如断崖般：曹操北征乌桓、诸葛亮收服西南诸族、司马懿平定辽东，都让中原王朝之强势昭示四海。等到了司马家坐稳了江山，人才也搞得差不多了。小标题无需解释读者朋友也能理解：有好的东西必须要有强的手段护卫。奈何当时招进来一帮子蛮族却没人镇得住，司马家族内部乱砍一通后，这帮子人瞅准机会彻底放飞自我，导致了两百多年的杀伐混战。

说那段时间是史上至暗时刻都不为过，来自漠北苦寒之地且没有任何礼教束缚的蛮人到了温暖富庶的中原，那种视觉和感观的冲击是空前的：有这么多“两脚羊”还放什么牛羊啊，抓来玩够了直接吃多省事！底层的农民惨状如此，而读书人要么衣冠南渡，要么避祸山林，将自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士”之精神敲得粉碎，这也是为什么明明很黑暗的时代留下来的系统记载却很少，“不忍记、不欲记”也。

这场劫难对汉民族来说称得上是无妄之灾，要不是半道闪出个冉闵挡了一道，到时候的北方从法理上都难称汉地。就算这个乱劲过去，北方后续建立的王朝也多是禽兽王朝，没几家让老百姓过过好日子。不知是出于对司马家的报复还是对时代的绝望，那时候的文人武夫都似乎都缺乏济世情怀，抱着过一天赚一天的想法。而那些站在食物链最顶端的“皇族”们也没好到哪去，除了被另一个政权攻灭就是被自家搞死，硬生生地上演了一出出罗生门。

作为后人，我们无法憎恨或者支持当时的那个民族，因为多数人不能确定自己祖先在那个时代属于哪个族，即便能确定父系这一支，也无法确定母系、祖母系、外祖母系等等属于哪个民族，唯有铭记一句古训：文治者必有武备。我们的国土气候适宜、土壤肥沃、依山傍海、河湖密布，有着这么好的天然条件，自然会引来外人的觊觎，而没有强力的军事震慑，河山就会成为屠场，百姓必然沦为鱼肉——后来的历史也一再论证着这个铁律。

说点题外话，造成这一局面另一原因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咱国数次被这一问题困扰，尽管经历了大量的杀戮，最后都以各民族融合到一起共同发展结束，再说本来也都是炎黄子孙。但老黑的大量涌入很难如此解决，欧美诸国已为此事颇费脑筋，有此先例我们当引以为戒。待其形成规模聚集区、造成骚乱之后再想解决就难了。五胡乱华，殷鉴不远，最大的灾难不是一次死了两万人，而是死一个人这事发生了两万次。

2.安史之乱：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的论断在数百年后的李隆基一人身上都得到了体现：前期重用姚崇、宋璟，一时风清气正、国富民强；后期宠信李林甫、杨国忠，立马乌烟瘴气、山河破碎。我不想把社稷衰亡、道统失序的责任推给女人，再者杨玉环在这其中的责任也真的不是很大，此文只为其留句古人的诗词定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这祸事典型的一人作孽、全国买单，安史之乱这把火是李隆基一步步烧起来的，并且前期有好几次将苗头掐灭的机会，后期也有一次将叛乱提前搞定的战机，无奈被这哥们一次次错过。动乱一起，首先遭殃的自然是底层的百姓们，叛军的残暴就不多说了，所过之处几乎鸡犬不留。政府军也没好到哪里去，小标题大家都知道就是杜甫笔下抓壮丁的事，历史课本上对唐廷向回纥借兵一笔带过，实际上是已经没钱给人家，答应对方可以劫掠百姓后才借来兵马的：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无论谁赢，老百姓都是输家！

任何时候，底层都是信息传递的最末端，同时也是承担风险的最顶端。老大宠幸老安的时候，莫说百姓就是朝臣也没人敢说安禄山半点不忠，老安搞事的时候百姓甚至都不知道他是谁就被裹挟着卷进这场灾难。再看看动乱的当事人：李隆基被提前退休孤独地死在神龙殿，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干掉，安庆绪被同伙史思明弄死，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销户，杨国忠被禁卫军乱刀砍死，杨玉环被逼着悬梁……八年后剿灭叛乱后的大唐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

影视剧《黑冰》里G先生对郭小鹏说：“过去安全和现在安全没有必然的联系”，套用在李老大身上就是“过去能干和现在能干没有必然的联系”。上位之初的李隆基也称得上是难得的明君，连对现实一向挑剔的杜甫都写诗赞叹：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句诗应该说的是实情，可见当时是史上少有的能吃饱饭的年代，前后的对比过于极端，当朝人无暇思忖，后人为其哀鸣：生活在开元盛世的人是断想不到安史之乱的惨状的。

说安史之乱折损国运，除了断了唐王朝的发展脉络，更是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理念根植于后世君王心里，打那以后无论是汉族皇帝还是少数民族皇帝，都对非其族的朝臣百般防备，重要岗位多用皇族和勋贵，可以说间接封杀了诸多能臣良将的晋升之路。同时后世之君为防其悲剧重演，一直严禁边将拥有重兵，这就导致了信息传递缓慢的古代，边关一旦有事援军很难赶到，诸多的获胜战机就这样白白流走。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例：定海战事吃紧，朝廷收到战报已是5天以后，调集索伦骑兵增援的命令下达已是8天以后，而英军早已攻克定海北上……不得不说朝廷对边将的不信任刻意消减兵力，始于安史之乱。

3.靖康之变：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

这起动乱根源在于徽宗君臣的一系列不讲信用的作死行径：幽云十六州在赵宋王朝建立以前就已经归属辽多年，无论从法理还是事实都是对方的地盘。赵老大也意识到这一点，准备用钱买回来，奈何老二觉得没面子非要硬抢回来，结果被打成茄子德性老实了。后来辽军瞅准机会南下，在都城脚下形成对峙之势签了盟约，辽宋两朝的后世诸君也都信守，奠定了百余年安定和谐的边境局面。

到了完颜家起兵反辽，徽宗君臣认为这是收回幽云的机会，按照某些人只讲立场、不论是非的逻辑——可以这么干，问题是你的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这才是这场动乱发生的根源。况且当时就有朝臣提出这点：“北虏足为夷狄，然已久沾圣化，颇知礼义，百余年间，谨守盟誓，不敢妄动者，知信义之不可渝也。今女真刚悍善战，茹毛饮血，殆非人类，北虏以夷狄相攻，尚不能胜，倘与之邻，又将何求以御之乎？”应该说此观点有理有据、清晰透彻，按照现在的逻辑估计这哥们当时也被打成汉奸。

君臣的失信行为、军队的拉胯表现，让金朝看到了大宋的无义和虚弱，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金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与辽代时对辖区汉族百姓的宽容相比端称得上是人家炼狱，繁华富庶的中原再次成为异族的屠场。历史课本把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定义在明朝时期，其实确切一点应该是宋朝，当朝的士人着作多提到了那时工商业的发达。徽宗君臣的乱搞和完颜君臣的野蛮错乱地“巧合”生生地把这机遇打断了，有人说祸根在赵老大立国理念“重文轻武”的时候已经埋下了，一开始我也持此观点，后来经过对宋史研究的增多，发现并非如此：宋朝的军制还是比较合理的，简单来说就是由禁军（中央正规军）、厢兵（地方杂役军）、乡兵（民兵）、蕃兵（边疆军）构成，实行募兵制并通过更戍法轮换驻防，各兵种各负其责且相互配合，既防止了边将拥兵自重，又锻炼了禁军的战力。

这场动乱把千余年的封建王朝从巅峰推进低谷，虽然徽宗君臣自作孽，赵宋皇室下场可怜，但老百姓对皇帝的感情确实前后罕见，史传徽宗爷俩被押着出汴京的时候，周围百姓“焚香燃顶、伏哭于道”，映衬南宋亡国时十万百姓随君蹈海赴死——十数家皇族唯赵宋一家而已。说是折损国运，我无意将罪责归到完颜家的野蛮，只能说徽宗君臣的轻诺寡信和不自量力。我知道“历史不能假设，人生没有如果”的道理，很难说悲剧在“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时就以种下；我也知道即便没有这场动乱，赵宋也难免覆灭的结局，只是不应该以这种最惨烈的方式，动乱不止那两年，而是后续拉锯了二十余年，局势也如小标题所说民众斑斑血泪，不忍记、不欲记也。

4.甲申国难：孤臣空洒泪，天步遂如斯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咱这有四股势力可能定鼎天下：李自成、朱由检、林丹汗、多尔衮，后来天命垂青了爱新觉罗氏，要是单纯的改朝换代也就罢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也勉强可以理解成帝王追求江山一统的执念，既然把占领的地盘作为国土、辖区的百姓作为臣民，为何还要大开杀戒、血流成河。《扬州十日记》等着作在清代被作为禁书，却传到了日本，如此屠戮尚能主政两百余年，给了极端分子启示，不得不说后来日军侵华时的路数借鉴过清军的残暴。

历史延至清代，以前各朝的亡国教训都被记录在案且都采取了加强皇权的措施，与其说清代的皇帝是综合素质最高的，不如说是最累的，因为他们要防的人太多：朝臣、外敌、百姓甚至亲子，必须把任何一方按在既没有夺权的实力又不能有夺权之心的地步。民间没有了一点的籽油，“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成了终清一朝的学界风气，而百姓的识字率应该是历代中最低的。近现代商业也随着闭关锁国毫无建树，那时候的商界只有药材、茶叶、运粮、放贷等几个行业可干……每个阶层都在努力地活着却都活不好。

国运的折损不在于皇帝换成了异族，明养皇室、清养八旗，老百姓的负担差不多，而是在于立朝之初就把任何的新鲜事物当做可能威胁皇权的手段予以取缔，后续的各类事件无一不是这种思想在作祟，硬生生地把朝堂和江湖都搞成死气沉沉的模样。这看似稳定的局面也给了朝廷一种错觉：把朝臣和百姓控得越牢政权越稳，这种稳定在没有动乱引线的情况下还能勉强维持，但背后是百姓在没有战乱的情况下仍过得战战兢兢、营营苟苟。谁都知道稳定的重要，但这种稳定应该建立在法律法规得到各阶层充分遵守、公平正义是得到上下普遍遵循的基础上，而不是权势阶层为非作歹、坏事做尽却还要底层逆来顺受、歌功颂德。

末段再说点题外话吧：历史走到那个时间节点，很难说换谁上去会更好，在金银是本位货币的时代，干事是需要真金白银的，朱明的钱多数被皇室拿去，满清的钱多数被八旗花掉，谁坐皇位都对民众没啥区别，只是大清夺取政权时过于血腥且当时的交通和信息传递都快得多，过程被日本知道且模仿，把恶劣的影响渗透到两百多年后。小标题是甲申国难时范景文所做，也是对那段历史最深刻的铭记，无语，也无奈。引用在此，不仅仅是哪朝的孤臣那般心情，而是历代的读书人共同的悲哀，似乎只有金殿登科才是成功，宣讲布道不过是书呆子气无处释怀，没人听得进，也没人看得起，如同此文，如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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