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宋太祖灭掉了南汉、准备用兵南唐，正是用钱的时节。但是从开宝四年起，天公就不作美，河南、河北地区因为连日大雨导致黄河决口，大雨的间歇又是旱灾，让靠天吃饭的农作物损失惨重。《宋史·太祖本纪》是这么评价这一年的：“是岁大饥。”
    大饥荒就自然缺钱，缺钱就要想办法找钱。于是，昌州（今重庆荣昌、大足、永川一带）的知州李佩就提出，他辖区内的七口盐井，本来每年可以生产27060斤，现在他可以增加18500斤，总数达到45560斤，比之前产能提升68%左右。
    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是通过什么方式计算出来的，但是宋太祖听到李佩这么能耐，非常开心，完全没办法拒绝。 
    蜀地远离海洋，周边也没有盐湖，好在当地要出产井盐，也就是用打井的方式，深掘地底下的盐泉，然后把这些卤水取出来以后，用蒸煮、过滤、净化等工序，制作出能够食用的盐。
    但是这种制盐的工艺经过几百年来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繁琐但是成熟的流程和体系。它只能依赖人工掘井和取卤水（庆历以后发明了竹筒活塞取水的半机械取水法），然后架锅烧柴煮水，“盐井浚深，鬻盐极苦，樵薪益贵，辇之甚艰”，制盐的工人非常辛苦。
    说白了，它的产能就只有这么点，在没有碾压式的先进机械设备介入的情况下，想要在一年之内陡然提升68%的产量，无异于天方夜谭。
    但是李佩已经把牛皮吹出去了，而且宋太祖已经答应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当然，要上的人并不是知州李佩，而是他治下的这些百姓。 
    稍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都能想到，在产能无法提升的情况下要上交这么多的盐，只有两个办法：找百姓多收钱去其他地方买盐来凑数，或者找百姓多收钱然后给朝廷汇报说已经把盐换成钱了方便交税。这两个办法的核心都是一样的：找百姓多收钱。李佩取消了盐工的工资，让所有的工人都参与义务劳动，这叫节流；他在朝廷规定的夏秋两税之外，额外收取了赋税，用来购买食盐充数，这叫开源。这种双管齐下的操作，让昌州的百姓顿时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民不习其事，甚以为苦，至破产不能偿其数”。好在宋朝没有实行严酷的户籍管理制度，百姓还能逃到其他州去，于是昌州的百姓“多流入他部”。拖累少、软肋小的百姓，还有机会搬家，可怜有些百姓不敢、也不具备搬家条件，只能留在昌州守着祖坟和祖业，苦兮兮地过着这样的日子。当人口越来越少，能够收上来的钱、粮也越来越少，昌州就只能以各种天灾人祸的理由拖欠，给朝廷打欠条。
  等李佩任期到了被调走以后，继任的知州发现这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好办法，既能够在皇帝这里博得一个好印象，也能在百姓这里多收钱，反正收多少是他说了算，盈余的钱怎么分配也是他说了算，于是，昌州的这个残酷政策就一直执行了五年。
  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二月，有司给宋太宗上书反映了这个情况，说昌州的户口在逐年减少，而此前拖欠的盐、钱、粮眼看着确实还不上了，可以考虑均摊到周边的州县两税钱里，让大家帮忙着一起还。
    宋太宗说起来还算是有点良心，详细了解了始末以后，说：“若此，为患一也。”（真要这样的话，也是百姓的一大祸害。）大笔一挥，将昌州拖欠的盐、钱、粮都免除了，也不让其他州县来分摊。同时，他还很贴心地把昌州虚报的盐产量重新恢复到了最初的27060斤，把李佩虚报的份额全部废除。至此，困扰了昌州百姓五年的盐产量虚报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